豚鼠抽搐怎么办

日期：2023-06-27 02:48:49 来源：书虫子浏览：420次栏目：百科

她通过这一切能获得什么呢？这有助于改善她的大脑吗？目前确实已有证据表明，参加艺术培训的儿童会有细微的智力提升。另外一些证据表明，学习音乐和戏剧类课程似乎有助于提升社交技能。但这些结果并非完全可信，单单是聆听莫扎特的音乐、参观博物馆并不会让人变得更聪明。

埃丽卡的创造力会让她更长寿吗？确实略有影响。大量证据表明，精神刺激可以延长寿命。即便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也比没有大学学位的人活得更久。拥有大学学位的修女会活得更久，即便她们在成年后的生活方式与那些没有学位的修女完全相同。在青春期掌握词汇量越多的人，越不容易在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症。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不参加艺术活动的中老年人相比，参加艺术活动的中老年人更少求医问药，并且通常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

然而创造力带来的真正奖励是精神上的。据说人们寻求精神疗法的原因有两种，要么需要收心（他们的行为过于飘忽不定），要么需要放松（他们太压抑）。埃丽卡需要的是放松。阅读诗歌、参观博物馆和雕刻似乎都能让她放松下来。

当她放松时，她表现得更有耐心，更像一位漫游的探索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一系列研究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在青年时代就取得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概念论者。像毕加索一样，他们一开始就确立了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然后努力去实现它。而那些在晚年才取得成功的艺术家往往是探索者。像塞尚一样，他们一开始并没有确立清晰的目标，而是经历了不断尝试和挫败的过程，最后才在这一过程的引领下找到目标所在。

这一过程并不一直都是被动且风平浪静的。1972年，伟大的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以他所谓的“老年风格”为主题写了一篇随笔。通过对整个艺术发展史，特别是对米开朗琪罗、提香、伦勃朗、多纳泰罗、特纳和塞尚的回顾，他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许多伟大的老年艺术家之间的共性：“某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某种神圣激情的感觉，发展为我所谓的‘超越性的悲观’，某种对理性的不信任，某种对本能的信仰……如果我们从更加专注于风格的视角来考虑老年风格艺术，我们就会发现某种对现实主义的回避、某种对已有技巧的期盼、某种对完全和谐的处理方式的渴望，仿佛画作是一个有机体，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分享着整体的生命活力。”

埃丽卡显然并不具备这些大师的天赋，也没有体验到他们的那种内心动荡。但她的确有一个心愿，想要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努力一把，为自己制造出一些惊喜。埃丽卡发现，艺术可以让她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艺术家们挖掘出许多人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粗糙情感，让它们形之于外，使所有人都能看到。他们表达出了全人类的集体情感智慧。他们维持着各种精神状态的鲜活，并且将它们传播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此，我们传承着文化，”罗杰•斯克卢顿（Roger Scruton）写道，“就像我们传承着科学和技术一样：保留某种知识形式，防止它从此在世界上消失，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并没有好处，但对人类来说颇为有益。”

93.旅行的意义与旅途的收获

退休几年后的某个夏天，哈罗德和埃丽卡开始了一生中最完美的度假旅行。他们走遍了法国各地，观赏那些气势雄浑的大教堂。哈罗德已经为这次旅行预先准备了好几个月，了解各大教堂的修建历程以及中世纪的历史，就像他在学校里所做的那样。他把自己正在读的书中的某些章节复制到他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中。他还规划了行程，为整个旅程撰写了叙述提纲。他的提纲很像以前他上班时经常做的工作报告，只是这份提纲的讨论主题变成了建筑学和骑士制度，而且在他发言时，他们或许正在步行经过小镇和教堂。

哈罗德并没有花费很多时间去记忆国王们的名字，或是著名战役的过程。他的操作方法是基于他的假设：每个团体、每个时代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独特的象征系统——建筑物、组织机构、教诲、实践和故事——然后人们就不假思索地生活在这些象征符号的道德和智力结构中。因此，当哈罗德谈到中世纪的生活时，他不过是在设法捕捉那个年代人们的感觉而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描述的并不是鱼，而是鱼游弋的水域。

哈罗德喜欢这种富有教育意义的旅行。他能够触摸和感受到过去——一幢古旧建筑物在阳光下的阴影，一座发霉的城堡，从城堡的缝隙里瞥见的森林。随着这些提示进入他的脑海，他可以在想象中进入过去的年代。

他们路过了卡昂、兰斯和沙特尔。他们肩并着肩走路，哈罗德轻声介绍着他从书中读到的信息，同时也享受着向她介绍这些的乐趣。“当时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他有一次说，“当时夏天酷热而冬天严寒，并且没有多少措施来解决这样极端的气候问题。当时的光明与黑暗、健康与病患都会出现极端的情况。地区之间的行政边界是随意的，并且会因为国王或领主的死亡而改变。政府是基于习惯法、罗马法和教会法而混合组织起来的大杂烩。某一年或许能有好的收成，下一年则会有大饥荒发生。这个镇子一片繁荣美好的景象，邻镇则处于饥荒状态。1/3的人会在不到14岁时死去，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所以当年并没有多少能够让事情平息下来的40多岁、50多岁或者60多岁的人。”

“因此，与今天的我们相比，当时人们的情绪更为高涨。每逢节日，他们都醉得一塌糊涂，以此种方式来欢庆，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他们那种欢乐。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体验到搜住思维的恐惧，我们只是记得在童年时期会有类似的感受。他们能够在这一刻享受温柔的爱情故事，在下一刻就为乞丐被肢解的场面欢呼。他们对于泪水、痛苦和色彩本身的认识似乎更加鲜明。他们的心理工具箱当中似乎并不存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调节观念。他们并没有‘能力下降’的想法，也不认为智障人士或许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责任。他们并没有‘司法可能出错’的概念，也不认为罪犯应该受到改造而不是惩罚。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极端的——有罪或无辜，拯救或诅咒。”

当哈罗德说着这些话时，他与埃丽卡正路过沙特尔附近pZOYy的村庄，朝当地的大教堂走去。他们路过了一片开了很多咖啡馆的广场，当时哈罗德正在描述着12世纪法国人的生活状态。那些中世纪的古人居住在肮脏污秽的环境里，但却向往着理想的世界。他们制定了有关骑士风度和宫廷爱情的繁缛规矩。他叙述着当时错综复杂的利益规则，这些规则支配着宫廷的日常生活。他描述着当时各种各样的仪式，介绍当时要求人们宣誓和举行其他神圣仪式的诸多机构，以及当时庄严的盛装巡游：每个人都可以在巡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穿上颜色、质地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衣服。

“这几乎就像他们正在为自己演一场宏大的戏剧。这几乎就像他们把短暂而肮脏的现实生活变成了一场梦。”哈罗德继续描述着。他说，当年的竞技比赛原本应该是程式化的，但在现实中往往沦为混乱的群殴场面。当年的爱情原本应该也是程式化的，但在现实中往往是野蛮的强奸。在想象中，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如同神话一般理想，但在现实中到处都是堕落和腐朽的景象。

“当年的人们对美丽有着惊人的渴望，对上帝和理想世界有着惊人的虔诚。正是那种惊人的虔诚以某种方式制造出了这些伟大的建筑。”哈罗德一边叙述，一边举起手指着沙特尔大教堂。他描述了当年的贵族和农民是如何自愿参与修建这座大教堂的。当年整个村庄的百姓甚至会集体迁移到离修建大教堂的镇子更近的地方，以便参与建造这高耸在茅草棚屋之上的宏伟建筑。

他讲解着窗饰所体现出的复杂而重复的模式，拱门重复的规律，以及数不清的重复的石头褶皱。他们花了一个小时观察大教堂的西面，追寻着中门上象征三位一体的符号，以及门楣上方雕刻的耶稣像与黄道十二宫和每个月农业劳动内容的标志之间的联系。哈罗德尽可能地描述着这些似乎无穷无尽的象征符号和意义，它们当年肯定是像雨点一般落在那些文盲朝圣者的头上，在他们的头脑里触发一串串的关联与敬畏。

走进大门后，他介绍了教堂创新设计的壮观之处。在12世纪之前的历史中，建筑物看起来让人心生敬畏但很笨重。在这里，他们建造了一些设计精巧，毫无笨重之感的建筑物。他们使用石材打造出了神圣的感觉。“人们可以通过感知升华到神圣的沉思状态。”首任修道院院长苏格尔曾这样写道。

哈罗德喜欢这样的讲解。他对这次担任导游的经历非常享受，其享受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些奇怪的场合，当他谈论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时，会发现自己受到了莫名其妙的触动。他开始相信，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在神圣的事物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他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修建神圣的场所，举办神圣的仪式。他们建造了通往更加纯粹的生活方式的大门。哈罗德被这些古老的建筑和大门——遗址、教堂、宫殿和圣地——深深地吸引住了，它们的魅力远远超过任何现代建筑或是活着的城市。尤其是在欧洲，他把城市划分为两种：法兰克福那样的城市是活着的，而布鲁日和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死了的城市。他更喜欢死了的城市。

在沙特尔大教堂内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哈罗德和埃丽卡离开教堂，打算走路回去吃晚餐。跟进来时一样，他们经过教堂西面的出入口，看到门口两侧摆放着一系列雕像。哈罗德对这些雕像一无所知。它们或许是教堂的年长神职人员、古代的捐助者、学者或英雄的雕像。埃丽卡出人意料地停下来看着它们。它们的躯干部位都被雕成了拉长的圆柱体，被着优雅的雕花纹路长袍。它们的手势都很相似，一只手下垂到腰部，另一只手抓住脖子旁边的某些东西。而真正引起哈罗德注意的，是这些雕像的脸。

他们在旅途中看到的一些雕像都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雕像。艺术家并没有试图表现某个人的面部表情，而是把雕像的脸处理成了象征符号。然而这些雕像表述的都是真实、变化多端、拥有鲜活灵魂的人。它们的脸上分别表现出无私、超脱、坚忍和默许的表情。它们是艺术家基于亲身体验创作的一套作品，反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希望和理想。尽管一整天的行走让哈罗德相当疲倦，但他在凝视这些雕像的脸颊和眼神时还是感到了一丝寒意。他有一种感觉，似乎它们看见了他，同情他，并且和他互相凝视着。历史学家有时会谈起历史研究的狂喜时刻，当这样的时刻如魔法般降临到他们身上时，无数个世纪的时光间隔似乎消失了，他们惊讶地感觉自己能够直接触碰久远的过去。哈罗德现在就有着类似的感觉，埃丽卡看到他满面红光。

这是精彩的一天，也是辛苦的一天。当夜幕降临时，他们来到一家餐馆，在那里享受了漫长而快乐的一餐。中世纪人们眼中那个魔幻般的世界给埃丽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们来说，夜空不过是由遥远的燃烧火球和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组成的。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夜空中充满了活生生的生物和魔法。大教堂的石头和森林里的树与幽灵、鬼怪和各种神圣存在交相共鸣。大教堂不仅仅是建筑物，它们更像是精神发电厂，天堂与地球交汇的地方。埃丽卡注意到，当时的人们似乎非常渴望神话。他们把希腊、罗马、天主教和异教的神话混合到一起，忽略它们各自的内部逻辑，让一切都变得栩栩如生，甚至连圣人的遗骨都拥有魔法力量。似乎每一种物质都是由特定的精神存在结晶而成的，每一件有美感的东西同时也是神圣的。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似乎只是魔法消失后的世界，她暗暗叹息。

哈罗德提到了他在旅途中收获的乐趣。不知为什么，只有在他把知识传授给别人时，他才会感觉知识在他心里是活生生的。最后他若有所思地说，或许他错过了最适合他的职业——成为一名导游。埃丽卡充满激情地看了他一眼：“你真的想当导游吗？”

那天晚上，他们酝酿了一个计划。哈罗德将开始尝试当一名导游，每次带领一小群文雅的旅行者。或许他们每年会策划3次这样的旅行。他首先需要花几个月来研究整个旅程的背景资料，就像他这次研究中世纪历史那样，然后再带领旅行团前往法国、土耳其或者以色列。他们会跟旅行社签约，所以不必为具体的行程安排操太多心。埃丽卡可以承担其余的工作事务。这将会是他们退休后运营的小企业。埃丽卡觉得他们跟那些提供类似旅游服务的校友会组织相比完全有竞争力，因为他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的业务主要建立在他们的朋友圈基础上，这样游客们在报名参加团队之前基本都已经彼此相识了。

这几乎就是他们接下来8年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建立了一家名为“带你前往那里”的旅行社，让游客们感觉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旅行，同时又能住在舒适的宾馆，享用葡萄酒。他们会在家里准备好几个月，哈罗德会埋在书堆里作准备。接下来，他们会带着旅行团出游两周，访问希腊或其他一些可以体现人类文明历程的地方，享受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假期。哈罗德很享受这种旅行，对他来说，为旅行作准备的过程比旅行本身更加有趣。埃丽卡每年都要体会3次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体验。当她参与旅行时，时间似乎过得很慢。她会注意到上千样新奇的事物，仿佛她皮肤上的毛孔全都舒张开来。

埃丽卡在这一生中还从未真正放松过。她一直不停地努力、工作、取得成就，但这样的努力令她开心。对于一辈子都在拼搏和攀登的人来说，这样的旅行是纯粹的享乐。

第22章生命的终结之旅

人们很难确切了解，这些日渐衰老的成功人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恋上登山的。假如你在科罗拉多州的著名旅游城市阿斯彭郊外徒步行走、骑车或是越野滑雪，或许会听到身后传来的巨大气流声，似乎一架F-18战斗机正在向你冲来。当你转过身时，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个被弹力登山服包得严严实实的人。他多半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决定在退休后进行一场健身圣战。因为他年过七旬，所以他的身躯已经开始萎缩了，现在那套弹力登山服里面包裹的身体或许只有147厘米、43公斤重，但仍然结实硬朗。他会风驰电掣般朝你冲过来，手腕和脚踝上捆着沙袋，爬满皱纹的小脸上满是坚强的决心。你爬到山腰时很可能已经气喘吁吁，而这位高龄的超级登山爱好者却泰然自若地从你身边超过，如同袖珍版的钢铁侠一般。

这些老家伙们已经在他们尝试过的其他一切事情上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干脆决定冲着死神说一声“去你妈的”。在更早的时候，他们6岁时就开始当报童，22岁就挣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家产，还先后娶了好些美女，使得他们家族的遗传基因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们的祖母长得像恐龙，而他们的孙女却长得像乌玛•瑟曼。

在退休后追寻永恒青春的征途上，他们会聘请个人教练，加入健身训练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位于度假胜地的别墅里，研究摄入能量、素食烹饪、骨髓保养等方面的策略。他们到70岁时会开始玩风筝冲浪，到75岁时会参加攀登乔戈里峰的登山队，到90岁时还能大口喘着气坚持高强度的训练，连健身教练都必须累到冠心病几乎发作的地步才能跟得上他们。

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财富和精力做到这一切，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夕阳青春期”。当雄心勃勃的人们挣到了一大笔钱，然后退休住进高档度假社区时，他们就进入了全新的人生阶段。现在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时间和积极的心态，可以把他们18岁时梦想的那些东西变成专业追求。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当年那样充沛的精力，但在短暂的爆发期，他们的激情活力还能像他们的白金信用卡一样坚挺。他们跟那些度假社区中的名流人士打成一片——乔治•汉密尔顿、凯文•科斯特纳和吉米•巴菲特。他们跟年轻女服务员调情却惨遭失败，然后回家陪伴正在当家做主的妻子。在几十年前结婚时，妻子算是他们的战利品，但现在她们已经年过五旬，变成当代美国常见的那种老怪物了。整容外科技术似乎在越靠下的部位效果越好，所以她们几乎有着赛琳娜•威廉姆斯的腿，但她们的脸颊却如同《豚鼠特攻队》里的豚鼠，她们的嘴唇肿胀得像枕头一样。

关心教育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所以这些老家伙当中的许多人会有3处住宅、6辆车、4个情妇，并且赞助成立5所学校。他们也会花费大量时间彼此加强联系。如果你去布里奇汉普顿、阿斯彭或者马里布之类的度假胜地，你就会在傍晚看到一群群身材健美的老年人在人行道上结伴而行，一同前往小餐厅。

他们当中没有人真的想去小餐厅，因为那里的菜肴他们并不熟悉。然而他们受到某种原始的新城市主义力量所左右，作为现代都市中精于世故的人，他们只能忍受无休止的小吃的考验。他们和参加他们餐会的所有人都不得不花90分钟在旧式油炸馅饼、蒜泥蛋黄酱鱿鱼、墨鱼藏红花炒饭和从加纳利群岛直接空运来的烤辣椒中挣扎，最后作出选择。他们既不会期待这些食物，也不喜欢它们的味道，但他们必须忍受下去，因为这种餐饮文化是他们所在文明中的奥秘之一。

在前往厄运般的小餐厅的阴暗路途上，这群人偶尔也会焕发出男子汉式的轻率，一种奇怪的转变会在他们当中发生。按照人性的规律，把越多的男人聚集成快乐的一群，其中每个人的样子就会越像唐纳德•特鲁普。他们本来就具有某种男性特有的“光合作用”机能——能够将“阳光”转化为自我欣赏。在这种复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规则的指导下，他们会更加自鸣得意，不经意间表现出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一面。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是慈爱的祖父，迫不及待地想讨论自己正在斯坦福大学就读的后裔入选交换生计划前往柬埔寨的事情。但当这群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在心理动力学的驱使下聚到一起时，他们会光脚踩着运动凉鞋大踏步前进，完全变成了他们自己尚未成熟时的样子。他们放开嗓门，气喘吁吁，开怀大笑。他们似乎变成了老年版的不良青年，歇斯底里般地吹嘘和炫耀着他们的男子汉气概。他们似乎患上了某种形式的老年痴呆症，把一切都忘掉了，除了自己的勃起能力。

94.活在过去的回忆中

退休后，埃丽卡和哈罗德在阿斯彭买了一套房子，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度过夏天，也会在圣诞节前后的几个星期来这里度假。他们进城时会遇到那些大声喧哗、痛饮狂欢的老家伙，但他们的生活跟那些人完全不同。他们也取得了所谓的成就，但他们的成就也跟那些人完全不同。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创造了一种“反主流文化”。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拒绝了主流富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忽略了那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和思考，这让他们的生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更加深沉的样貌。他们对人类心灵的源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当你偶然遇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夏日的午后，他们会坐在前门廊处的靠背沙发椅上，面对着门前湍急奔流的小河，偶尔向乘着独木舟漂过的人们挥手致意。哈罗德会阅读他最爱的严肃的非文学类著作，埃丽卡会看小说或是打瞌睡。当她睡着时，哈罗德会注视着她。随着她日渐苍老，她身上的中国血统特征越发明显，而且她越来越瘦小。哈罗德会想起他之前读过的一个由马克•萨尔兹曼写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学英语的事。有一天，老师问这个人：“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这个人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尴尬地笑着告诉老师，他的妻子有一次去北京旅游，吃到了美味的北京烤鸭，之后经常向他讲述这段经历。故事的结尾是：“他不得不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她去北京旅游并吃到北京烤鸭的那一刻。”

哈罗德会回想他自己的人生，试图把它挤进这个故事的框架里。他会记得埃丽卡曾经因为入选学校的光荣榜而得到过一件蓝色衬衫，并且为此骄傲不已。每当她迎接公司里新来的年轻实习生，或是被邀请在公司或者学校的庆典上讲话时，她都会谈起这段往事。这些年来，他已经听她提到这件蓝色衬衫的故事好几百次了。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他俩第一次共进晚餐时，那时她年轻美丽，人生才刚刚开始。等他到了稳重成熟的中年阶段，经常被人约见或是宴请时，她还是会经常提到这个故事。而现在，当她年迈、身体萎缩、满脸皱纹时，她仍然会提到这个故事。他感觉，如果他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她在认识他之前入选光荣榜、赢得了一件蓝色衬衫的时刻，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这样的午后时光里，他们会谈论一些事情，有时会在谈话时喝一杯酒——哈罗德或许会喝两三杯。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埃丽卡会站起来给哈罗德披上一件毛衣，然后去厨房做晚饭。他们习惯早早就吃晚饭。哈罗德会坐在那里看日落。

他们的旅游公司运转了大约8年时间，但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它。哈罗德的膝盖开始变得不灵便，然后是髋关节和一辈子都容易患上肌腱炎的脚踝。他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必须借助双拐才白熊资讯网能笨拙缓慢地行走。他再也不会去打网球或是高尔夫球了，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床穿过房间了。

他的身体机能正在全面退化。近年来，他每年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住院。有些人随着衰老会越来越瘦削、衰弱，而他由于行动困难而变得沉重、圆润。在他步入晚年的最初几年里，他发现自己开始需要越来越多的帮助，就连他以前毫不迟疑就能完成的动作也做不了，有时甚至连下床、离开椅子都很困难。埃丽卡会抓住他的手，身体向后倾斜，就像水手倾斜身体拉拽船帆一样，用力扶他站起来。

然后，随着身体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他变得随时需要帮助。哈罗德被“囚禁”在他的靠背椅上。他前后3次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因为他意识到他不再是这个星球上生机勃勃的一员，只是一个正在逐渐腐朽的旁观者。一连几个月，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在近乎疯狂的状态下想象着即将发生的恐怖事情——外科医生打开了他的胸腔，他因喉咙充血而窒息，他逐渐丧失说话能力、思维能力以及四肢的触觉、视觉和听觉。

他再也不能参加聚会和社交活动了，他只能在家里靠墙坐着。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和护士们认真、耐心地照顾着他，这样的关怀超乎他的想象。她们的努力让他更加感激，因为他明白自己已经永远无法报答她们了。他不得不放弃他身为男人的骄傲，放弃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和对人生的掌控感，完全依赖于她们的护理和爱护。一开始，适应她们的爱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们的关心让他变得任性且易怒，但她们耐心十足的爱护逐渐抚慰了他。最终，他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他的情绪也逐渐振奋起来。

他坐在自家的门廊前，看着门外的大自然：天空、山脉、树、水和阳光。研究人员们已经发现，阳光和大自然的美丽景色确实可以对人的心态和情绪产生深远的影响。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们看不到足够明亮的阳光，他们罹患忧郁症的可能性比住在低纬度地区的人们高得多。同样，住在山脉西侧的人们也更容易罹患忧郁症，因为那里太阳由于被山体挡住而升得更晚。跟按照正常作息时间上班的人相比，总是上夜班的人更容易患上乳腺癌。研究人员还发现，跟住在无法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房里的病人相比，住在能够看到自然景观的病房里的病人会康复得稍快一些。在意大利米兰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在朝东病房里的双相抑郁症患者平均要比住在朝西病房里的双相抑郁症患者早出院3.5天。

哈罗德发现他可以独自玩一个小游戏。他可以坐在门廊前，观察草地上长出的一朵小花。他专心致志地观察着花瓣，感受它们的美丽。然后，他抬头眺望远方终年积雪的群山。突然间，他的心中会涌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包括敬畏、崇拜、顺从和崇高的感觉。只要坐在那里，他就可以交替体验到美丽和雄壮。

他喜欢这些伟大的景象，它们让他感受到崇高，让他感到自己跟无处不在的神圣秩序保持着联系，自己是某种宏大整体的一部分。跟处于城市环境中的人们相比，在自然环境中的人们在与工作记忆和注意力相关的测试当中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的心情也处于更好的状态。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写道：“大自然吸引着我们，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感觉相协调，所以它能够反映和增强我们已经感受到的情绪，甚至可以激发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情绪。大自然就像一架巨大的钢琴，任我们弹奏抒发出至高的情怀。我们依靠它来唤醒和永葆我们心中最美好的部分，就像依靠音乐一样。”

青山绿树组成的风景抚慰着他，使得他更加愉快，但它们无法真正让他感到满足。有人曾说，大自然只是宗教的铺垫，但并不是宗教。

哈罗德许多时候都处在痛苦之中。在这些可怕的时刻，他的大脑充斥着疼痛的感觉，就像整个容器充满了气体一样。他几乎无法回忆起不疼痛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而当疼痛消失后，他又无法回忆起疼痛是什么样的。他心中只剩下“疼痛”这个冷冰冰的概念。

大多数时候，哈罗德会回想起形形色色的人们。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掠过——一个童年玩伴拿着她的玩具汽车坐在雪地里，父母带他去看新家的样子，一个办公室同事在洗手间的水池边洗脸——但他的记忆中也存在着神秘的缺口。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忆起跟父母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了，尽管这样的场景肯定曾经反复发生过很多次。

哈罗德发现自己的记忆像是一串串的。他回忆起自己4年级时在一次躲球游戏中成功接住球的瞬间。这使得他联想到他当年的老师，他对她颇有好感。他能感受到她的存在，但已经忘记了她的面容。她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她长得挺高的，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只记得她温婉的气质和他当时对她的感受，其他的一切都已淡忘。

哈罗德会让埃丽卡把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旧盒子拿过来，里面装着几十年来他们保存的各种物品，包括照片、文件和记录，他会翻弄盒子。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懂得只把那些与快乐记忆有关的东西保留下来，于是那些糟糕的时刻都消逝了。

他在旧盒子里翻找时似乎有点神志不清。或者是喝醉了，因为他又恢复了年轻时白天喝酒的习惯。他百感交集，他发现他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当年那些诗歌。关于奥运会、选举和国家大事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接连涌现出来。他可以在想象中重温某个年代的生活——当时人们的发型，当时人们常说的笑话。

他无所事事地坐在靠背椅上消磨时间。心理学家曾经对一组思维控制有障碍的老年人进行过研究，这些人总是会在谈话中不知不觉跑题。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跑题赘言”。哈罗德也受到了这种病症的困扰，只不过是在他的内心里。这一秒，他可能回想起年轻时冲浪的经历；下一秒，他又回忆起上周开车外出的感受。

有一个古老的寓言说，和尚离开寺院去森林里散步，停下来倾听一只可爱的小鸟的叫声。当他回到寺院时，发现那里面目全非，只有一群陌生人，原来他已经离开50年了。在某些日子的午后，哈罗德感觉自己的时间表似乎错乱了。

记忆让他感觉自己重新焕发了活力。1979年，心理学家艾琳•朗格进行了一项实验，她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布罗镇的一处老旧修道院用20世纪50年代常见的各种道具进行了一番装饰，然后邀请七八十岁的老人们去那里待上一周。他们观看当年爱德•苏利文主持的节目，打开收音机收听纳京高的歌，讨论1959年在巴尔的摩小马队和纽约巨人队之间进行的美国橄榄球锦标赛决赛。一周结束后，这些人的体重平均增长了1.36公斤，并且看起来更年轻了，他们的关节更为灵活。他们的听觉和记忆力都有所提升，其中63%的人在智力测试中表现更好。这类实验的意义更偏于提示性而非科学性，但哈罗德沉浸在过去的记忆中时的确会感觉更好。疼痛减轻了，乐趣更多了。

95.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

哈罗德花了很多时间回忆他的青春岁月，特别是他16岁左右的时光。研究人员将这段时期称为“记忆高峰”，因为跟其他时期留下的记忆相比，青春期晚期到成年期早期之间留下的记忆往往会更加栩栩如生。他不知道自己的记忆能够准确到怎样的程度。

“格兰特纵向研究”项目专家乔治•瓦埃兰特曾寄给一位年老受试者一份有关他早年生活的调查报告，目的是核对事实，结果收件人把报告退了回来，并且坚持认为“这份报告寄错人了”。他完全无法回忆起任何当年被记录下来的跟自己生活相关的信息了。另一个参与纵向研究的受试者从小就遭受父母的虐待，这一切悲惨遭遇都有据可查。但在70岁的时候，在他的记忆中，他的父亲是“居家好男人”，他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

哈罗德同样也体验到了某种消极的享受。在一辈子的准备和建设工作之后，他终于可以从担忧未来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了。“那一天会是多么快乐，”威廉•詹姆斯写道，“当我们不再努力变得年轻——或是苗条。”

即便已经处于年迈的状态，哈罗德仍然受到某种意识层面的不满的困扰。像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假思索地把人生看成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而不仅仅把人生看成一系列事件与体验的总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哈罗德坐在门廊前，把拐杖靠在椅子旁边，在他人生的迟暮年华开始思考自己这个人存在的意义，试图总结出一个答案。

维克托•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他的名著《寻找生活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写道：“对人生意义的寻求，是人一生中最主要的动机。”他引用了尼采的说法：“一个知道‘为什么’生活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一切‘怎么样’。”不过接下来弗兰克尔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试图抽象地思考人生的总体意义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在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具体情境中，才能分辨出这个人的人生意义。他在纳粹集中营里写道：“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还要去教育那些绝望的人：其实我们对生活的期望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必须停止询问人生的意义，开始回答人生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对我们的询问。我们的回答不能由语言和思考组成，而应该由正确的行为和正确的举止组成。”

哈罗德开始回顾他身为儿子、丈夫、业务顾问和历史学家的一生，同时也揣测着生活会对他提出怎样的问题。他寻找着可以被定义为他这一生的天职或使命的事物。他原以为这件事轻而易举，但他越急于找到他人生当中的关键事物，寻找过程就显得越困难。如果诚实精准地研究他的人生，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由一系列零散的事件组成的。有时候他完全以金钱为价值导向，有时候他并非如此。有时他雄心勃勃，有时他并不是这样。在某些年份他以学者的面目示人，而在另一些年份他以商人的身份面对公众，那么在这些假面具之下，真实的他到底是哪一个呢？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书中认为，人们由表及里全都是一层层的假面具。

科学家和作家们常常试图用特定的图式来描述人生的演变。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把人的需求定义为几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已经动摇了这种将人生分割成如此整齐划一的图式的观念，揭示出真实的人生并不像马斯洛描述的那样简单且有层次。有时哈罗德会感觉自己失败了，断定人生是不可了解的。就拿买车这样简单的事情为例，他选择一辆车究竟是根据它的外形，根据《消费者报告》上其他使用者的感受，根据他自己试驾时的感受，根据这辆车会给他的社会地位带来的提升，还是根据经销商给出的价格折扣？这一切肯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无法确切地界定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比例。在那些肯定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的因素和他实际作出的选择之间，存在着一片模糊的阴暗地带。

“哪怕通过最严密的审查，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行为背后的隐秘因素。”哲学家康德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买车的过程是这样，那么追求人生宏伟目标的过程肯定更是如此。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预测出自己在下一年里想要得到的东西，然而他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甚至连预测自己下个月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行。如果哈罗德真正了解自己，那么他就应该能够描述出自己具备的某些出色之处，然而他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准确地说出来。人们通常会极大地高估和误解自身的能力。许多研究表明，人对自身特点的估计和别人对自己特点的估计往往相去甚远。

哈罗德坐在那里，试图思考自己的人生，但几秒钟后他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在思考自己认识的人、体验过的事物。有时他会想起曾经在工作中完成的某些项目，或者跟某位同事大打出手的情景。他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把这些场景串联起来的人。但是，当他只想单独思考自己一个人——自己到底是谁以及为什么活着时，他的脑海没法生成出任何清晰的概念。他仿佛只是一个幻象，在他不经意瞟过时，这一幻象显得活灵活现，但在他集中注意力观察时，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一些朋友用典型的故事来描述自己的人生。其中一个是白手起家的穷孩子，最终由赤贫跻身巨富阶层。另一个是突然受到圣灵感召而蒙恩得救的罪人。还有一个在人生旅途中逐渐改变了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他在错误的森林中起程，最终找到了真理之光。

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在《自我救赎》（Redemptive Self）一书中提出，美国人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一生总结为救赎的故事。他们曾经错误地迈上了苦难的歧途，但接下来他们遇到了人生导师，或者认识了妻子，或者前往一家基金会工作，或者做了别的什么事情，然后就得到了救赎。他们被从错误中拯救出来，踏上了正确的光明大道。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有了目的。

当哈罗德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发现自己的人生无法塞进任何一个这样的故事框架里。随着自我剖析过程的继续，哈罗德感到极度悲伤，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法在最终大限到来之前达到目的了。某些心理学家鼓励患者坐在椅子上反躬自省，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沉思往往是有害的。当人们抑郁时，他们会选取生活中那些消极的事件和感受，将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之上，让相关的神经网络变得更加强势、更占据主导地位。弗吉尼亚大学学者蒂莫西•威尔逊在《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一书中总结了好几个实验的结果并指出，沉思会使抑郁的人更加抑郁，分心则能让他们不那么抑郁。沉思者会陷入自我挫败的负面思考模式中，在解决问题的任务中表现得更糟，对自己的前途作出更加黯淡的预测。

有时，哈罗德觉得自省似乎完全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跟我对自己房间的认识相比，我对自己的认识简直是少得可怜，”弗朗兹•卡夫卡曾经写道，“我们根本无法像观察外部世界一样观察内心世界。”

96.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个夏末的下午，哈罗德坐在阿斯彭家中的门廊旁，凝视着门口的小河。他听到埃丽卡正在她楼上的办公室敲打着键盘。他的大腿上搁着一个布满划痕的金属盒子，他正在翻阅盒子里的文件和照片。

他偶然看到了他自己多年前的一张照片。拍照时他大约6岁左右。他穿着一件海军风格的横条纹厚呢短外套，正站在一个金属滑梯顶端，集中注意力盯着脚下的滑道，准备从上面滑下去。

“现在的我跟那个男孩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哈罗德扪心自问。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那就是他自己之外。他的知识水平、经济状况、生活经验和外貌都不一样了，然而某种东西曾经存在那个孩子体内，现在也仍然存在他的体内。那是一种本质，虽然它也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但它永远不会从根本上变成另外的事物。哈罗德决定把这种本质称为他的灵魂。

他猜想这种本质会以神经元和突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生下来时就拥有某些特定的神经联结，而且由于大脑在不断地记录一生当中的感受，所以他一直在缓慢地形成新的神经联结。然而哈罗德不由自主地想，这一切实在是太神奇了。这些神经联结是情感制造出来的。大脑不过是身体里的一块肉，但从它内部的亿万次脉冲中却浮现出了精神和灵魂。他想，一定存在着某种至高无上的创造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把爱转换为神经突触，把神经突触转换为爱。上帝的手一定就在那里。

哈罗德看着照片中的男孩紧紧抓着栏杆的手，还有他脸上的表情。哈罗德没必要去想象男孩当时的情感和恐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能直接体验到当年的感受。他用不着重新构建那个男孩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仍然保留着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个男孩恐高而且晕血，他生活在爱当中，但常常感到孤独。那个男孩已经拥有了一片隐秘的领域，一些个性特征和反应，它们会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成长、成熟、维持、槌去、消亡。那片隐秘的领域就是他，当年如此，现在也如此。

那片隐秘领域的一部分是从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中生长出来的。他的父母并不是有史以来最深沉的人。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商业世界里拼搏，一心追求外在和虚荣。他们永远无法真正满足他最深层次的需求，但他们确实是好人，确实爱着他。很可能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把他带到了游乐场，拿着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并且将它保存起来，让哈罗德现在还能看到它。这张照片在拍摄时具有某种情感，被保存时也具有某种情感，当哈罗德现在注视着它，想象他的母亲或是父亲按动相机快门时，它同样具有某种情感。这样的循环仍然出现在岁月当中，代代相传。

灵魂在这种情感的循环中浮现出来。这些循环是短暂脆弱的，也是永恒不朽的。即使在今天，一些休眠着的小细胞依然停留在他的大脑里——埋藏在思维深处的情感和恐惧可以潜伏好几十年，再在恰当的条件下突然被唤醒。在他的一生中，父母当年对他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做出的反应——那种美妙的感觉——一直激励着他。他那工薪阶层出身的祖父母从未感觉自己真正为美国中产阶层所接纳，仿佛他们只是托孩子的福处在阶层边缘，这种不安全感一生都徘徊在他的心头。当年上学时他在食堂里跟朋友们勾肩搭背，让朋友们倚靠在他身pZOYy上，这种同伴之间的友情在他的一生中始终给予他力量。早年的社交关系预示着晚年的长寿和健康。

哈罗德尝试理清这一团乱麻般的联结、这片潜意识的领域，但他失败了。对待这片领域的正确态度只有惊奇、感恩、敬畏和谦逊。有些人自以为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有些人相信自我不过是一艘没有动力的木船，需要由舵轮旁的船长来驾驶。但哈罗德已经认识到，他的意识的自我——他脑海里的那个声音——更像是侍从而不是主人。它在隐秘的领域中产生，它的存在是为了滋养、编辑、约束、照料、精练和深化内心深处的灵魂。

在他的整整一生中，直到这一刻，他一直在猜测自己的生活最后会是什么样子。白熊资讯网但现在，故事已经结束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他不再承担未来的重负了。他脑海里存在着对死亡的恐惧，但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他这辈子真是格外幸运。

他退后一步，问了自己一些问题，用来评估他自己的人生。每个问题都会立刻产生它自己的感觉，所以他甚至没必要把答案用语言表达出来。他有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深刻？在即时通信的文化环境里，活得浅薄实在太容易了，但他有没有在重要的事物上花费时间，培养自己最重要的天赋呢？这个问题提得不错，因为尽管他从来没有成为先知或圣人，但他确实阅读过严肃的书籍，讨论过严肃的话题，尽他所能尝试灌溉璀璨缤纷的内心世界。

他有没有为人类的知识长河作出贡献，为未来的后代留下精神财富呢？这个问题让他感觉不那么愉快了。他曾经试图发现新事物，写过论文，也作过演讲，但他更应该算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行动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随波逐流，在各种各样的兴趣之间飘忽不定。在另一些时候，他退缩了，不愿承担人生竞技场上的风险和打击。他并没有做到他本来可能做到的一切，为后人提供宝贵的馈赠。

他有没有超越尘世的领域？没有。他一直觉得，有些东西超越了科学所能理解的范畴。他不知怎的一直相信，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上帝是存在的，但他从来没有虔诚信奉过宗教。他过着世俗的生活，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神圣的超脱感。

他曾经爱过吗？是的。在他的成年生涯中，对那个身为他妻子的好女人的赞赏和挚爱始终如一地持续着。他知道，她并没有回馈给他同等的挚爱和忠诚。他知道他一直活在她的阴影中，他们的人生道路一直在追随她所取得的成就。他知道，她有时候会对他失去兴趣，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一些孤独的年头，但现在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了。最终，他还是能够跟她白头偕老，能够为了她牺牲自己，这又是人生的一份馈赠。现在，他风烛残年，她对他的关怀和照料足以报答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即使他们的婚姻生活只有这一个月，他失去了行动能力，而她仍用上千种方式关怀着他，那么他的人生也是值得的。随着剩下的时间不断变少，他对她的爱一直在增多。

就在这时，埃丽卡来到门廊旁，问他是否需要她把晚餐端过来。“哦，已经到了该吃晚餐的时候了吗？”他问道。

她说是的，她打算从冰箱里拿出一些冻鸡肉和薯条来做饭。她回到了房间里，哈罗德又回到了自己的遐想当中。随着他继续回顾自己人生的不同场景，生活对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对那些问题的看法——开始变得模糊，他剩下的只有知觉，就像在观赏音乐会或看电影一样。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褪去了。这就像是他小时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只顾全神贯注地推着玩具卡车转圈，沉迷在伟大的冒险当中。

埃丽卡回到门廊，惊慌中扔掉了她端着的托盘，尖叫着冲向哈罗德，抓起了他的手。他的身体已经倒下去了，一动不动。他的头耷拉到胸口，嘴里流出了唾液。她盯着他的眼睛，这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盯住这双眼睛了，但这双眼睛没有丝毫反应，虽然他还在喘气。她打算起身跑去打急救电话，但哈罗德握紧了她的手。她回过身来看着他的脸，泪如雨下。

哈罗德已经失去了意识，但他还没有死。一幅幅图景闪进他的脑海里，就像睡着之前的几秒钟那样。它们以混乱的方式彼此更替着。在他失去了自我意识的状态下，他并不像先前那样看待它们。他以一种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来看待它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在用整体性的方式看待它们，不知怎的在瞬间就能感觉到一切。我们可以说，他用印象性的方式参与到它们之中，而不是分析性的方式。他体会到的是存在感。

尽管我写下这段话时不得不把它分成一个又一个句子，但哈罗德此刻的体验并不是这样的。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场景：少年时代骑车经过的小路和当时看到的山峰，和母亲一起做作业，在高中玩橄榄球时的一次成功回抢，他所作的演讲，他听到的恭维，他做爱的经历，他读过的书，以及某种新想法让他为之激动的时刻。

片刻间，他的意识似乎马上就要重新恢复了。他可以感觉到埃丽卡正在旁边哭泣，他心中也充满悲伤。他思维中的旋涡仍然与她共鸣着，这些旋涡从她的意识跃入了他的潜意识。范畴模糊了，温情失控了，他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了，而他进入别人灵魂的能力却增强了。此时他与她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再也没有分析、保留和雄心壮志，再也不会盼望未来或是回溯过去，只有我和你。一种统一的存在，知识的更高级状态，灵魂的契合。在这一刻，他不再提出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而是得到了答案。

哈罗德完全进入了隐秘的领域，然后他永远地失去了知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切界限和特征都消失了。他再也不能运用自我意识的能力，但也永远摆脱了自我意识的束缚。他曾经被賜予了意识，让他可以借此指导自己的人生，滋养自己的内心生活，然而代价便是他意识到自己将会死去。现在他连这种意识都失去了。他已经无法注意到任何事情，他进入了无法表达的领域。

如果我们能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也进入了上帝的国度——天堂的话，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传回给埃丽卡。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了几分钟，他的肺仍然在吸入和排空气体，他的大脑仍然在发送出脑电波。他做出一些姿势和抽搐动作，医生们会把它们称为是不由自主的，但在此时此刻，它们比任何其他姿势和动作都更能被深刻地感觉到。其中一个动作是长时间紧握的手，埃丽卡认为这意味着告别。

一开始存在着的，到最后也仍然存在：那些一团乱麻般的知觉、感受、动力和需求，我们简单地把它们统称为“潜意识”。这团乱麻并不是哈罗德的“下层部分”，并不是某种应该被抑制或者克制的次要特性。这是他的精神核心——难以领会，无法理解——但却至高无上。哈罗德在一生中已经取得了一项重要的成就，他已经构建起了一种观点。别人把生活看成一场由理性机器进行的象棋竞赛，而哈罗德把生活看成灵魂之间永无休止地互相渗透的过程。

致谢

你永远不会知道事物是怎样汇集到一起的。自从大学毕业以来，我一直对以人类思维和大脑为主题的研究很感兴趣。然而我只能对该领域浅尝辄止，因为我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我的日常工作——写以政治学、政策、社会学和文化等内容为主题的评论文章。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念头一直挥之不去。致力于研究人类思维和大脑的研究人员取得了一个个令人惊奇的成果，揭示出我们究竟是谁，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中产生足够的影响。

撰写本书就是为了尝试造成这样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我尝试着将枯燥的科学结论和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评论和文学结合起来。

无须任何人提醒，我明白这是一次冒险的尝试。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尚未进入成熟阶段，许多发现都还颇有争议。当新闻记者试图把专业人士得出的复杂结论用简单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时，当然会很容易忽略掉结论当中的某些微妙细节，甚至忽略掉那些专业人士觉得至关重要的细节。此外，专业人士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新闻记者都有着本能的厌恶——我们拥有像《纽约时报》，美国公共电视广播网络、兰登书屋这样的平台，经常会试图用简短的一页甚至一段文字来概括他们一辈子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值得这样冒险，因为近30年来的思维与大脑研究所揭示的内容确实至关重要。它们确实应该重塑我们对政策、社会学、经济学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我试图在描述这些发现时避免在科学上冒险，我试图只叙述那些已经得到一定程度认同的发现，即使关于它们还存在一些争议（这样的争议永远都会存在）。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作家。我并没有尝试描述大脑到底是怎样工作的，我也没有胆量去阐述某种特定的行为到底是由大脑的哪些区域经过怎样的复杂过程决定的。我只不过是试图描述这些研究工作具有的广泛意义。

我根本没有办法把这本书写得尽善尽美，达到让所有研究人员都满意的程度，但我至少试图尽可能把最初得出重要结论的科学家们的名字记录下来。我尽可能地引用他们的原始描述文字，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始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我还需要向许许多多帮助我确定写作主旨和写作风格的人们致谢。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杰西•格雷厄姆（Jesse Graham）纠正了本书中科学方面的错误。他的妻子萨拉•格www.czybx.com雷厄姆从文学角度审阅了本书。《位于易撞毁角落的房子》（The House on Crash Comer）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明迪•格林斯坦（Mindy Greenstein）审阅了绝大部分底稿，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也审阅了一部分底稿，这两位专家都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工作的《纽约时报》前记者谢丽尔•米勒（Cheryl Miller）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她帮助我搜集资料，编辑校对，核查数据，她的出众智慧和卓越能力有口皆碑。我的父母迈克尔•布鲁克斯和洛伊斯•布鲁克斯也阅读过书稿，并且提出了很多编辑方面的意见，他们遵循着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完美主义标准。我在《纽约时报》的工作搭档戴维•莱昂哈德（David Leonhardt）也提出了宝贵的反馈意见。

与多位专业研究人员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在此我感谢弗吉尼亚大学的乔纳森•海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安东尼奥•达玛西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迈克尔•卡扎尼加、宾夕法尼亚大学玛莎•法拉赫、弗吉尼亚大学的蒂莫西•威尔逊以及其他为我讲解诸多相关研究领域成果的专家们。我还要感谢美国社会情感神经科学学会、边缘科学社、邓普顿基金会、神经与社会科学中心等组织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允许我参加相关领域的科学研讨会，并且介绍我结识相关领域的专家们。

本书英文版编辑威尔•墨菲（Will Murphy）才华横溢，给予了我源源不断的支持和鼓励。我的私人助理格伦•哈特利（Glen Hartley）和莉恩•朱（Lynn Chu）总是对工作充满热忱。我的媒介助理比尔•利（Bill Leigh）通读了文稿并且提出了真知灼见。我也深深地感谢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们——莱罕•萨拉姆（Reihan Salam）、丽塔•科甘松（Rita Koganzon）、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和安妮•斯奈德（Anne Snyder）的帮助。为了给本书取个合适的标题，我参考了大约2400万位网友的意见，为此我要感谢帮我收集网友反馈的琳达•雷斯尼克（Lynda Resnick）和约西•西格尔（Yossi Sie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