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28 著名作家：不内卷年轻人会爆发新高度

“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

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但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是美剧《小谢尔顿》里面的台词，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流行用“打工人”一词自我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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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照和钢琴家女儿

一条专访了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

和他聊了聊“打工人”。

杨照，毕业于哈佛大学，

20多岁时便立志于做一个没有头衔职位的人。

近期，他出了一套音频节目，

解读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的思想。

韦伯所说“职业”和“志业”的区分，

正击中当下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心理。

在我们的专访中，杨照以韦伯思想作为“工具”，

谈了谈当下“打工人”所面临的种种情况，

比如35岁的年龄门槛、内卷循环，

对于大厂职位、公务员的追求心态等。

“中国年轻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

照道理讲，如果爆发出来，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

自述：杨照

编辑：倪蒹葭

责编：陈子文

“打工人”这个词变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酬劳不高。“打工人”，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它恐怕是从香港，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

许多人感觉到同病相怜，一来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进一步，你觉得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失去，你和工作之间还是一个游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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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放日志》剧中上班族

我在大学念历史系二年级时，开始读韦伯。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在孤岛上过日子，我们必然活在社会里，韦伯建立了这个知识的系统，指引我们如何去思考现代社会，让我们面对社会的种种疑惑时，不至于那么无力无奈。

韦伯所说“职业”和“志业”的区分，正击中了我们的心理。

念历史系，毕了业出路在哪里？那叫做“职业”的考量，意思是我们去适应现实的系统，把自己放进既有的框架里，找到一份工，领薪水。但你要记得，这不是生活里最应该重视的事。

韦伯提醒我们，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要去追求志业

（vocation，表示是一种神圣的召唤），而不是职业（profession）。

在一生当中，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义，非做不可的事——那叫做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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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在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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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擅长用通俗的方式讲历史，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讲给大家的中国史》、《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

我今年快60岁了，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不管给我多少钱，给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我不要做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

我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读书的人。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不过大部分的工作都跟读书有关。

这时www.czybx.com候就不是在用一种“打工”的心态，对这个事情的追求更深一层，给你自己带来更深的满足，当然也可能带来更深的挫折。

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会变动太快，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栖栖遑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不能安身，更不要说立命。

如果你认定自己是“打工人”，而且有刚刚所说的这种情绪，该怎么办？

我也只能用听起来非常古老的口号来回应——“打工人”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努力。

愤怒地问，到底谁把你搞成了一个“打工人”？尤其现在“打工人”和“内卷”结合到一起，只念完本科，告诉你不行，稍微好一点的工作要留给研究生，于是你只好考研、留学，想尽办法去海外留学，回来最后得到的就是打工的工作。自我准备和社会给的条件中间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是如何形成的？

弄清楚了之后，才知道怎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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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中的程序员

看待大厂，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

大对谁好？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还有一件事，当你追求“大”的同时，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

我今天开一家店，营业额3万块，等成长到15万，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站稳之后，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

在追求“大”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追求什么？所谓工具理性，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

对照一下看，日本的职人精神表现到最极致，其实就是刚说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比如轻井泽卖牛肉饭的店，开门前两小时就有人在排队了，但老板给每个人发号码牌，只准备100号，100碗牛肉饭卖完今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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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

他为什么不扩张，为什么不给自己企业上面的成就感？他真正满意的成就感，就是每一碗牛肉饭，都做到能力的极致。韦伯说什么叫做“志业”，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做下去，我不会无聊，因为这是我生命的目的。

找到了//www.czybx.com这件事，然后我这样做，每天都很有成就感。而不是靠着卖了更多碗，有更多顾客，来决定今天有没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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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职人和他的作品

我们用手和血汗去做出自己的创造物，变成了一个创造者，用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人生命最高的价值。

他是一个创造者，每一碗牛肉饭都来自于他的生命，让他去雇人做出来牛肉饭，对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这是把“大”和“小”推到极端来对比。大者必须一直不断保持扩张，好像这样它才能够没有危险，但对于在那个环境底下去工作的人，对他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希望大家借由相反的生命态度去反思。

35岁工作年龄门槛，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但另外白熊资讯网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

因为年轻世代最大的特色，在于创造力，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造成零和游戏

（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一种长处——创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

在今天的状态下，我所看到的是年轻人花绝大部分时间抢夺既有的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往“下”抢，海归的、博士学位的也来抢管理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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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自我准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可是被消磨，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当中，在一直不断地往“下”去做，去跟人家抢夺低于你既有准备的工作。

往“下”做很多时候意味着在浪费你的青春和时间，你没办法快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好。

后来大家在比什么？在比我怎么可以只稍微往下一点，只把自己压抑下来一点，以便能够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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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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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丈夫是博士，两人放弃光鲜工作，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

1亿、2亿中国年轻人，照道理讲爆发出来，应该能够达到一种高度。我还是一直保持这个最高的期望。

台湾青年有他们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志愿，不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业，所谓“小确幸”心态。

因为他们太清楚，在社白熊资讯网会里面，你占了某一个位置，做什么样的事情，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基本上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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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付费自习室，九成消费者是已经工作的白领

从2008年我去大陆，就开始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年轻人非常地焦虑，十几年之后好像没有真正地改变。

让青年焦虑的地方，是因为有太多你没办法控制的事，这个社会没有你做了什么努力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的必然性。

包括前面讲到“内卷”，你去了美国、欧洲留学，得到了学位回来，所有这些条件它不会必然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相对于有些人进入一个房地产公司，短短三年变成经理人，月入很高，你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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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室学习者的笔记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不只是安定感，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正义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结果可以预见。

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

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第一是层级制，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认程序不认人”。

从一个角度看，它是最稳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为了稳定，把个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

当你想要进入这个体系，先认清楚这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如果离开这个系统，大概很难再适应变动的社会，这几乎是一条单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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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奇葩说》

用什么样方式也许可以塑造出一种跟“内卷”刚好相反的循环？

我举两个例子白熊资讯网。欧洲从前是讨论保障“工作权”，但欧洲现在最极端的（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最极端），是讨论

普遍最低收入保障——意味着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国家政府保障他有一定的最低收入。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对于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劳动条件，有许多改变。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像工时限制、休假的权利、失业伤害的保障、结婚生育乃至于丧葬的保障，基本都是从欧洲而来。

第二个例子是台湾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戏剧性。

但经过几十年，对比我们这一代，跟我女儿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那时填大学志愿，选择每一个科系就代表一条路；但我女儿他们不再觉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贸易、法律、中文这些科系，他们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元开放太多。

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小确幸”，所谓的“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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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 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他也是爵士乐迷，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

比如说，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术……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

欧洲的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所以还是要耐心。

“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须得接受现实，认识到这就是时代，这是社会。可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100%，一定有一些空间，

更进一步，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

从个人做起，然后慢慢就变成一股潮流。每一个人可以多元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面得到尊严和创造的成就感。

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立下一个志愿：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

后来到了24、25岁，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

我想要做一个没有头衔、没有职位的人。

因为我学习马克思、韦伯的思想，能体会到在现代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头衔职位，就有很多的规范和虚伪，我想要尽可能做一个authentic（真实）的人。

我今年快60岁了，基本上做到了，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

《对照记@1963》里我讲过，我曾在台北艺术大学当过兼职讲师，但几年后决定不再回去。

在非学院系统的“诚品讲堂”、“敏隆讲堂”上课得到的钟点费，是大学兼课的五六倍，而且那些自己付费来上课的学员，又比拿父母的钱注册的大学生认真多了。

后来台湾艺术大学邀请我去客座开一门课，很有诚意地特别申请了客座的经费。但是办手续要填许多表格，“表格”是我人生当中突破不了的罩门，我看不出绝大部分表格存在的道理。因此决然取消了原本答应的客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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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杨照与女儿李其叡

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读书的人，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书。目前到底出过多少本书，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进去，应该是100多。

或许我的存在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有一点点鼓舞作用。

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没办法，非得去”。为什么会没办法？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我能够这样活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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