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00亿元！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一出炉，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在核酸检测逾百亿次， 疫苗接种超30亿剂的当下。

一个万亿级的数字，过于庞大，对个体来说往往不那么有实感。社交媒体上，人们往往会拿出各种数据作为对比，造成了各种误读——比如这些钱足够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了；比如中央财政收入一年才9万亿，大部分都花在医疗上了？

那么，7.55万亿到底意味着什么？谁支付了这7.55万亿的资金？花在了哪里？其中有多少用于抗疫支出？

我们到底为抗疫花了多少钱？

做了那么多核酸检测，接种了那么多剂新冠疫苗，我们究竟在抗疫上花了多少钱？这大概是不少人心中的疑惑。

今年如常公布的7.55万亿卫生总费用，之所以这么受人关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重疑问。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疫情防控肯定给卫生费用带来增加，在2020年，疫情开始的第一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7.2万亿，占GDP比重达7.12%，达到历史新高。

在疫情发生的前一年2019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是6.584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6.67%。

2021年，虽然卫生总费用是在增长的，但占GDP比重却是在下降的——这一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5%。

整体来看，虽然抗疫增加了卫生支出，但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

在八点健闻访问了多名卫生经济学专家后发现，从卫生总费用统计的角度想要精确回答抗疫卫生费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学术上，卫生总费用//www.czybx.com的核算方法有三类——筹资来源法、机构流向法和实际使用法。我国对卫生总费用使用的是“筹资来源法”，也就是只统计当年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为卫生事业投入了多少资金，但并不知道这些资金的具体使用细节。

不过，精确的数字虽然无法呈现，但是仍然可以粗略估计。

2022年4月，国家医保局表示，自2021年2月始，我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苗，疫苗费用1200余亿元，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另一位长期关注卫生费用的卫生经济学家表示，疫苗接种有两块费用，一块是疫苗本身的费用，一块则是接种人员的人工费。据他了解，各地接种人员接种一剂次的费用不等，大概是3~10元/剂次，即便是按10元封顶计算，结合上述1200亿元，疫苗这块的费用应该在1500亿元左右。

相比疫苗接种，核酸检测背后卫生费用就复杂得多。例如，从人群上看，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两个群体的卫生费用支付方就不同，前者由财政、医保或社会承担，后者则有一部分是个人承担。

但这部分数据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出口，自然也无从统计。2021年尚未展开大范围的全员核酸，但此时的核酸检测单价较高，也是一笔不算小的费用。

实际上，除了疫苗与核酸这种能被感知到的卫生费用，还有中国几万家医疗机构们为了改建设施，采购抗疫所需设备和物资，参与抗疫工作等看不到的隐性开销。这些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财政补贴。

一方面，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医院总收入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另一方面，疫情的确造成了全国公立医院诊疗量急剧下滑，收入理应受到极大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上文提到的业内人士表示，那是因为疫情期间财政加大了对公立医院补贴力度。疫情前，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贴比例约为10%——医院收入10%来自于财政，但是2020年这个补贴比例增至16%，即便是疫情形势相对稳定的2021年，仍比往年高不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补贴填上了诊疗量下降导致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缺口，甚至还略有溢出。但是这些补贴是用来支持医院抗疫的，并不直接转化为医生收入和医院利润，医生收入仍然与诊疗量挂钩，这就导致虽然公立医院总收入持续增加，但是疫情期间不少医生的收入反而下降了，并且医院也持续亏损。

此外，在2020年，中国发行了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今年6月，《中国卫生经济》上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列支在政府性基金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卫生支出达到1286.39亿元。

也就是说，这1286.39亿元是往年没有的额外卫生费用，这一大笔钱也直接影响了2020年的卫生总费用情况。

上述业内专家强调，疫情属于不可预知的“黑天鹅事件”，所以把疫情年份的卫生总费用相关数据纵向对比的意义不大。

一位从事医改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士杜子琪（化名）将新冠疫情起始的2020年描述为“着火”的一年，所以政府层面会向卫生领域紧急倾斜更多资金用来“救火”。卫生总费用总量，特别是政府投入部分反常的迅速增加，这会导致2020年前后一年的数据对比都呈现异常。

2022白熊资讯网年，由于全员核酸在全国范围内的铺开，这一年的卫生总费用受到的影响尚未可知。

7.55万亿的卫生总费用意味着什么？

卫生总费用是一年内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

一个万亿级的数字，对个体来说往往不那么有实感。所以将其与其他数据进行比较，是理解和评价它的重要方式。对于卫生经济学家来说，卫生总费用常常用来和GDP进行比较。

据《公报》，202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为6.5%。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占比，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对于卫生事业投入程度。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诟病在卫生上的投入不够。新中国建国之初，1952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只有8. 5亿元，占GDP比重1.3%。

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一直在4%到5%间徘徊。

相比世界平均水平的近10%，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8.8%左右，中国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并不算多。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我国的占比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降序排名第86位，在金砖国家中低于南非（9.11%）和巴西（9.88%）。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曾预计，到2027年医疗支出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将从2017年的17.9%升至19.4%。

多名卫生经济学家指出，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多种差异，很难说这一占比应该达到多少是合适的，即不存在所谓的金标准。

直觉上，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越高，似乎越能说明这个国家对卫生事业投入程度大，重视程度高。

不过，现实更复杂一些。

然而，这么高的占比之下，“浪费”、“昂贵”和“低效”却成为了美国医疗制度最为人诟病的几大关键词，而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康指标看，美国人口的健康状况甚至比诸多OECD国家都要差。

从国际学术研究来看，如果比重过高，可能会给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卫生筹资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较大影响，同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医疗资源浪费。但如果比重过低，卫生投入不足，医疗服务萎缩，社会医疗保障覆盖面减小，会直接影响医疗水平。

在杜子琪看来，这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政治问题，各国情况不一，各派立场也不同。国家元首竞选时，对医疗投入的态度总会影响选票的多寡。

“在我国，不同机构的人对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的感知不同。财政系统的人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每个领域都要求投入增速超过GDP增幅。但卫生系统的人可能觉得，前些年投入欠账，现在应该补回来。” 杜子琪说。

一名卫生经济学家强调，在与他国横向比较之余，更需要关注的是卫生总费用的绝对值变化，以及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中观察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的纵向变化，这才能反映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对卫生事业持续增加投入。

2019年11月，《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上一篇研究指出，1952—2018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8. 5亿元跃升至5.9万亿元，占GDP比重从1.3%提高到6.6%。

除了卫生总费用多年来保持持续增长以外，中国卫生费用的“性价比”也非常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数据，2016 年我国人口占世界卫生组织所有成员国总人口的18. 8%，卫生投入仅占8. 2%。

从健康指标上看，2018 年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7 岁，比1949 年的35 岁提高了42 岁; 2018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较1990 年下降了79. 4%，婴儿死亡率较1990 年下降了87. 8%。

然而，“成就”背后也有“隐忧”。分析含2021年最新数据在内的近6年数据后不难发现，我国卫生总费用规模虽然在持续扩大，但增速却整体趋缓。

2016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速为13.11%；2020年，这一数字下降至9.62%。而最新的2021年数据，更是进一步放缓至4.74%。2019-2021白熊资讯网两年的平均增速为7.15%，连“十二五”期间平均增速（15.45%）的一半都不到。

多名卫生经济学专家表示，从长远看，无论是卫生总费用的绝对值，还是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占比都会持续缓慢增加。

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来看，在卫生领域的投入增速放缓也是必然的。

不过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是无上限的。

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接近1万美元，英国相对节约，人均4000美元，以2021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计算，中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还不到1000美元。

中国的年人均收入刚刚跨过1万美元的线，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医疗技术、治疗水平、可选择的治疗方法，同人均收入是我们3-4倍的发达国家是一样。

如果希望获得相当的待遇，我们可能需要拿出相当于人均收入的40%用于医疗支出，目前的卫生总费用在目前的基础上涨4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告诉八点健闻，中国的占比数据比较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而且中国也并不能参照发达国家的占比数据，“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高，全民医保几乎也被拉到同一水平线。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距显著，比如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大，相比提高卫生总费用在GDP内的占比，我们更应该关心医疗公平问题，想办法补齐城乡之间的医疗投入差距。”

政府、社会和个人，谁应该多出钱？

那么，谁为这7.55亿的卫生总费用买单呢？

目前公众看到的7.55万亿卫生总费用，实际上使用的是筹资来源法，测算的是我国每年往资金池里注入了多少钱。

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则是三个水龙头（买单方）。

其中，政府卫生支出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拨款；社会卫生支出包含了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投入；个人卫生支出指的是居民自付的医疗费用。

三者的占比，近些年基本上在 3：4：3 左右波动。社会卫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其余两项则缓慢下白熊资讯网降。

长久以来，关于哪个水龙头应该多放点水，学术界争论不休。左派专家认为，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右派专家则信奉市场能解决更多问题。

而一个较为主流的观点是：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太少，个人卫生支出又居高不下。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绝对值逐年增长，2015年的1.2万亿上升至2.1万亿，但占比则由30.45%下降至27.4%。2020年的新冠疫情扰动较大，政府卫生支出有所反弹，约2.2万亿，占比回升至30.4%。

前些年，在政府卫生支出中，财政对医疗卫生机构、医保的投入逐渐持平。但自疫情以来，这一结构则有所变化——财政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占比提升至54.56%，医保投入占比下降至45.44%。

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的费用则逐年增长，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缓慢。

卫生费用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风险公摊机制，通过政府与社会对资金的再分配，尽可能避免灾难性疾病导致个人和家庭的破产，即所谓的“因病返贫”。而个人自付的比例越高，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就越高。

2015~2021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从2962元上涨至5348元，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从29.3%下降至27.7%，但白熊资讯网仍高于消除发生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国际经验上限值（20%）。也就是说，这样的占比，在未来看仍是十分危险的。

一位从事卫生数据统计的专家向八点健闻悲观地表示，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可能已经快探底，如果还想继续往下压，发力点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而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水平紧密挂钩，其占比本就逐年下降，再加上经济形势下行，未来财政压力陡增。社会卫生支出虽然增速稳定，但基本医疗保险“扩面”空间缩小，加之近年来部分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和个人筹资部分增长放缓，需在确保政府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公共筹资力度的同时，加快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拓宽筹资渠道。

放眼当下，财政和医保投入的提升，似乎已进入一个无解的瓶颈期。

卫生总费用增速超过GDP增速2%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已使财政苦不堪言。财政的捉襟见肘，从疫情后针对医疗机构各项补贴拖延的账期中可见一斑。

而医保方面，职工医保的筹资的提升尚且困难重重，针对收入水平更低人群的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想要提高缴费水平，似乎更是一个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时，商保的发展也一直不温不火。

由此看来，现有个人卫生支出的水平已很难下降。

也有专家认为，个人卫生支出并不是越低越好，自付比例越低，会出现反向控费问题。

杜子琪介绍，台湾健保使用点数法付费，报销比例非常高，达到90%，居民自付仅10%。但当社会支出占绝大比例时，会严控医疗费用增加，医疗机构和医保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医疗机构缺乏强激励，会丧失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动力。

“例如社会医保买一桌菜，不论是5道菜还是20道菜，医疗机构只能赚100元。每道菜价都被摊薄，医疗机构就没必要费劲做佛跳墙了”， 杜子琪说，“但在市场力量比较强大的美国，则会涌现各种创新药、新技术。”

杜子琪认为，针对政府、社会和个人合理的支付比例、什么样的医疗费用应该对应什么样的品质，当下中国缺乏一个规范化、透明化的评价基准。而不论具体比例是多少，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大家现在处于一个对钱非常敏感的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没那么快了，但卫生总费用仍在攀升。大家是否愿意自己创造的价值这么高比例用于看病和抗疫？同时，我们的数据公开也不到位，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缴纳的税收和医保，每项具体花在哪里。”

严雨程、史晨瑾｜撰稿

徐卓君｜责编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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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2022-07-21 去年卫生总费用7.5万亿 花在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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