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3 导演韩延谈拍绝症病人的故事

导演韩延决定把《我们一起摇太阳》作为电影“生命三部曲”的终章，是早在第二部《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未上映时。他先是被朋友推荐了一个故事，忙于后期的他并未上心，随后另一个朋友又推送了故事原型的文章给他，他被故事深深打动了。

2024年春节档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改编自纪实报道《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故事本身简单也惨烈：尿毒症患者王宵为了活下去，和白血病复发患者于建平签下结婚协议：他死后将肾捐给她，而她则负责照顾自己的父亲。对于建平来说，等肾就是盼“丈夫”快死；对王宵来说，活下去就没法拯救“妻子”。这巨大的人生悖论是打动韩延的核心。

主演彭昱畅和李庚希记得初次看剧本的过程是一直笑着，突然就控制不住落泪。感动和震撼袭来，还感受到了很强大的力量。韩延对他们表演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演。前期，他们去体验生活，拜访患者，彭昱畅印象深刻的是见了一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他会突然不认识字，会阵发性头晕，还会有一些急性的应激反应。李庚希则是摸了尿毒症患者的瘘管，她能感觉到血液在里面流动，有点像脉搏，但振动的频率更快。拍戏时每次摸着自己的道具瘘管，她都会去想象真实的血液流动的感觉。

主演彭昱畅（右）和李庚希（左）在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中。片方供图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绝望、消极，这是两位主白熊资讯网演体验生活后最大的感触。彭昱畅拜访的一位脑部CT的医生帮助过很多病人，但他自己也得了脑母细胞瘤。去他家的时候，医生依然乐观，彭昱畅也因此找到了饰演男主吕途的很多精神抓手。

在众多作者型导演中，韩延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标签。他关注生老病死但不乏浪漫，对爱情有诠释，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向死而生的主角，也有一段美好纯真的爱恋。电影中，吕途和凌敏同样有着美好得令人动容的爱情。彭昱畅和李庚希就像片中角色一样，每天在片场互相打气、彼此鼓励、互说“奥利给”。

对于何时爱上对方，导演韩延和两位主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李庚希觉得是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但节点大概是片中前男友出现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吕途。而彭昱畅则觉得是看到配型失败的凌敏自我安慰说“我家垃圾还没扔呢”的时候，就下定决心把肾给她，甚至在公交车上，他说“我们结婚吧”的时候。

在导演韩延看来，吕途入住凌敏家开始事无巨细照顾她的时候，爱情已经萌芽了。他刻意没有把这种变化拍得很明确，没头脑的吕途像火焰，慢慢融化不高兴的凌敏。韩延的作品中爱情有万般模样，他觉得爱情不是山盟海誓，是在非血缘的情况下，真的牵挂了彼此，在意了彼此，那个就可以称之为爱情。不一定非得是浪漫的约会，非得是鲜花，不一定是特定的某种形式。“比如像我们片子里面，吕途和凌敏自始至终对爱情两个字只字未提，他们解决的全是生活里面最具体的事。我在拍的过程中就能感觉到爱情在慢慢滋生、发芽，这是我目前阶段对爱情的认知。”

暂且在信息茧房里待着

南方周末：剧本做了很长时间，改编的难点是什么？

韩延：我印象里最大的一次创作上的挣扎在于剧本第一稿出来，它很像报道本身的气质，很自然，很生活，但是也有点苦闷。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想这样讲这两个人的故事，因为大家一听本能地就会觉得一定是一个很悲、苦闷、压抑的故事。

我想反过来讲，用一个相对轻松的手法或者快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想传递很多积极的东西给大家，而不是让大家只是猎奇地看两个年轻人发生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后续重新做了人物设定，重新规划了整个故事。做这种规划和改变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生活细节，真的慢性病人的生活细节，那是你编不了的。我们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做采访，去了解这些病患的点点滴滴。我在网上关注了很多这种病患，每天在记录自己生活的博主，没有什么粉丝，比如他们每天拍透析的过程，或者透析完之后分享透析的感受。我陆陆续续看了一年，从他们身上挖掘到很多真实生动的细节，然后加给了这两个人物，慢慢形成了现在这个剧本。

南方周末：你总是围绕生命命题创作，基于什么考虑？

韩延：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是个特别悲观的人，对生老病死的很多事很纠结，也想得很多。当我碰到这样的题材，总是感觉这些人物好像教会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会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学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看熊顿的故事，被熊顿所激励；我拍“小红花”，会被那两个家庭所感动；我拍《我www.czybx.com们一起摇太阳》这两个人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面永远不会被击垮、永远那么积极、永远那么有力量、有勇气，我也会被激励。这可能因为我悲观，所以也需要一次一次被激励，来治愈自己。所以我总感觉应该观众里面也有人像我一样需要被激励或者被治愈。

韩延执导的电影《我爱你！》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这是与生俱来的吗？

韩延：我觉得是与生俱来的，我也没有经历特别复杂的事，或者是有个什么事导致了我这样。我相信因为生活太忙碌了，生活压力很大，每个人被生活裹挟着追赶着往前走，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对这些东西有些思考，只不过他们可能没太有时间像我一样可以坐在那儿——因为思考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工作之一——没法系统地去想明白这些事。所以我就试图通过这样一些故事，提炼感受，然后分享出来。

南方周末：换个角度，你觉得这是某种天赋吗？

韩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比如我拍“肿瘤君”也不是我选择的，当时我在拍另外一个戏，（“肿瘤君”）那个剧本就送到我面前了。之后，有很多人拿类似的题材给我看，基本这样的题材他们都先看看我有没有兴趣。我看完了，确实很感动，我也没法装作我很麻木，把它扔到一边。所以一步一步就这么拍下去了，我自己的创作计划好像一直停滞在那儿，好像我刚要往前推动一步，又有一个这样的题材。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创作计划这个事，因为我的创作就没有符合过我的计划。

2024年1月，韩延导演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南瓜视业供图

南方周末：这种题材都找到你，这个过程中你是否想过自己会陷入某种信息茧房？

韩延：肯定是有的，这一点是我自己思考过的。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茧房里不出去的原因就在于，我好像还没有把这个白熊资讯网信息茧房里面的信息全部吸收或者咀嚼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觉得在这里面得不到什么让我兴奋的信息，或者让我有感受的信息，甚至已经无法在这里面品尝出任何滋味来，我自然就会离开这个茧房。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想离开这个包围圈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我也拍过《动物世界》这样的电影，不需要向资方证明我也能拍其他东西——我已经证明过了。

韩延根据电影《赌博默示录》改编的电影《动物世界》，票房5.09亿元，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

在这个茧房里面待着，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痛快。说实话，拍这种题材，你要跟着这些人生一遍死一遍，多多少少在心理上、情感上是很内耗的。而且我拍了这么多了，还要避免跟自己的表达重复，还要想怎么样再突破自己。我觉得挑战有两种，一种是换一个题材，从来没碰过，这个题材很难，我可能驾驭不了。另一种挑战就是已经驾轻就熟了，还能不能再找到突破。

南方周末：你觉得你现在能很好地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了吗？

韩延：我觉得比之前好多了，拍“肿瘤君”之前我极度悲观，那时候虽然没有到抑郁症的程度，但是总感觉生命毫无意义，我怎么样找到生命的意义？我现在更加明白了，生白熊资讯网命或许真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能让这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看似很有意义，或过得很快乐、很快活。要着眼于当下，这也是我拍《我们一起摇太阳》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

“这次我刻意地展现了一部分病痛”

南方周末：吕途的造型为什么看上去那么像流浪汉？

韩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我们每个人上学的时候，在高中或者初中时期，年级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怪人：永远不修边幅、头发蓬乱、衣服脏兮兮的，也不合群。他唱的所有的歌（甚至哼的所有的歌）大家都没听过，做着很诡异的事，比如在地上挖昆虫什么的，但他也不是智商有问题。我当时就想把吕途设定为这样一个人物性格，这种人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我们觉得他很邋遢，或者觉得他像个流浪汉，他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比如应该弄一弄头发。另外一个，我在网上看很多得慢性病的人都不修边幅。为什么呢？他们能活着就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没有多余的精力再活给别人看，没有多余的精力或者气力再捯饬自己。

南方周末：彭昱畅的理解是觉得吕途前期有点自暴自弃。

韩延：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电影的多重性和复杂性。这个原因一定是多重的，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原因，我觉得就是编的。彭彭的理解也没错，我觉得那是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找到的把手，殊途同归。我相信看过的观众，也许生活中接触过这样的人，可能能给出更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理由。这种创作的多义性是很有趣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南方周末：你的每部电影虽然都很沉重，但是有很多快乐的地方，你是怎么建立这种创作原则的？

韩延：我也没有刻意，比如“肿瘤君”，我觉得熊顿是一个漫画家，我就用一个偏二次元的方式展现了她的很多幻想，让整个片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重，也跟她的漫画气质是吻合的。“小红花”也没有刻意地去弄很多很轻松的点。从人设上造成这两个人物的反差，就会有一些幽默或者轻松的部分。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我不想把它拍得特别压抑，至于它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轻松起来，或者能够变成一个笑点，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

韩延“生命三部曲”第一部《滚蛋吧！肿瘤君》中女主角的幻想场景。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在突破某种严肃题材处理的陈规吗？

韩延：可能吧，世界上很多导演都是这样的创作状态，好像严肃题材严肃处理才是严肃的导演，我就没有那么严肃，我觉得这种题材再去严肃拍，过不了我心里面的难关。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悲观的性格，我总是在说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创作的时候希望大家能从这里面得到某种积极、乐观的东西。

电影《我们一起摇太阳》延续了韩延拍摄这类题材一贯的风格。片方供图

南方周末：你以前说过拍这种题材其实不喜欢刻意展示疼痛。

韩延：我在网上看过真正痛苦的视频，我发给了医生，也发给了凌敏（李庚希），我说就按照这个来。我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当我看完这个报道，当我感动之余，我画了一个问号：这个女孩真的有这么痛苦吗？她这样征集一颗肾，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当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困境是如何具体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刻意地展现了这个东西，是让观众相信她活得也不容易，她不是自私地发了一个视频，在要求别人做什么。是因为我要让观众相信她已经被这个东西折磨的时间够久了，她有生理上的痛苦，也有精神上的痛苦，这样观众才能更加理解她这个行为。如果大家理解不了这个行为，我们这个故事的根基和前提就会有问题。所以这次我刻意展现了一部分病痛的东西，其实是在帮助这个人物立住。

南方周末：这次有个难得的圆满结局？

韩延：首先原型报道里就是圆满结局，这个（结局拍电影时）能改，但是报道的圆满结局是给我力量的，给我感受最深的点：这两个年轻人从生活的困境中挣扎出来了，所以这个结局我不想改。而且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越生活越好，我相信这个事，才去拍了这样一部电影。另外一个，之前很多故事的结局不圆满，我也不是在卖弄某种悲情，比如熊顿的故事，因为熊顿真的去世了，这是事实，她的去世带给了很多人力量，带给了很多人积极的心态，让很多人明白了乐观的精神。“小红花”里面，虽然那个女孩去世了，但是她把怎么活下去的火把传给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在激励每个人。

韩延执导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取景为什么选长沙？地域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韩延：很有影响，我觉得能让我相信这个故事发生了。长沙很有烟火气，很适合拍这种很接地气、很有人味的故事。另外我又觉得长沙的人，就是湖南人骨子里面总带着某种乐观，总带着某种很欢脱的性格，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烦心事，这个给了我非常深白熊资讯网的印象。就好像实在是烦恼了，吃顿辣椒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的作品中都有一段像vlog一样的片段，为什么青睐这种方式？

韩延：不是我青睐，我原来很反感用手机拍电影。但是后来发现我避不开了，现在智能手机跟每个人生活联系太紧密了，我想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现状，不用这个载体，很难去表达。比如我们碰到一个事，会本能地拿出手机来拍，甚至有时候我们看演出、看演唱会，所有人都在举着手机，感觉是手机在看，不是人在看。我觉得吕途和凌敏也是普通的人，他们也会用手机记录生活里面的东西。所以我想让观众看到他们的生活，就需要给观众看看他们手机里的内容。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豆豆

责编 刘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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